依托华侨试验区开展潮商学研究

隗　芾

    国务院批准建立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是着眼于全国在外的华侨与华人。成立一年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有长足的开展，于此欢忭之时，自然不可忽视文化方面的考量。而对潮商的研究，自然应该成为其中重点之一，应该设立必要机构，开题立项，建立《潮商学》框架，促进整个侨商领域的研究。
    潮商，指的是古今中外讲潮汕话的潮人中，以经营谋利的人，或从事商业，或经营企业。
    潮人是由潮汕地区本地海民（如疍家）与本地山民（如畲族），汇合历代中原南下之移民所构成，是由潮汕话凝聚而成的族群，潮商是潮人之佼佼者。潮汕话是由古代中原汉语与岭南越族语言长期混杂、融合而成的方言，因其独立性极强，距离北方官话甚远，经久不易被同化，反而畅行海内外，形成“会讲潮汕话，走遍东南亚都不怕”的局面。目前使用的人大约有三千万左右，即潮汕本土一千万，海外一千万，散居全国各地一千万。
    潮汕话是形成潮人文化的基础，也是潮人族群牢固的纽带。他们是中国最早走出海外发展的人群，也是开发台湾以及南海诸岛的先锋力量。因其善于经商而被世人形象地称为“东方犹太人”。十七世纪以后，特别是近现代，他们一面与倭寇海盗斗争，一面与封建官府周旋，最早突破“海禁”，勇闯南洋，活跃在世界各地商业与实业舞台，成为中国继晋商、徽商之后最强大的商帮，至今而实力不衰。
    中国自进入有组织的社会后，长时期奉行“重农轻商”的政策，导致观念上“抑商”“贱商”。商人子弟不能加入科举，就不能循正式途径做官。这样就把商人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了。然而，老百姓却从实践中懂得了“无商不富”的道理。吴越时期两位“舍身救国”的英雄范蠡与西施，功成身退，范蠡化名陶朱公，带领西施，泛舟湖海，从事商业活动。两个卑贱之人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经商的道路，被老百姓尊奉为财神，丝毫不敢轻视。这才使得商人成为中国脊梁的不可或缺的一节。
    商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模式。只有适应当时社会实际的，才能算成功。这个“社会实际”包括两种，一是社会允许之“可能”，一是社会需要之“可行”。前者确立了商人与权力的关系，后者确立了供应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关系。封建统治者自称是老百姓的父母，而商人却清楚地认识到，消费者才是自己真正的衣食父母。中国的商业在道德与利益的夹缝中艰难成长，在丝绸之路与马帮之路的艰苦奋斗中，不断壮大，终于在世界进入大商潮时代，逐渐产生了晋商、徽商、温州商帮等一系列商帮模式。当世界进入海洋文化新时代，潮商应运而生，崛起于中国东南，得东南亚之灵气，逐渐称雄于世界。
    潮商，融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于一身，以华夏为土壤，适应世界气候，得风气之先，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最佳弄潮儿。其遍布世界之广，成就之显，群体之强，影响之大，可谓尽人皆知。急需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第一要客观，第二要有对比。客观：才能全面，既看正面，也看侧面，更看反面。对比：不仅与自身的过去比，也要与国内不同的商帮比，更要与国际上的著名案例比。这，就是建立《潮商学》的任务了。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将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在全球进入信息化时代后，潮商仍然独立潮头，成为名副其实的“潮人”，是新时代的弄潮儿。因此，探求潮商的发展轨迹及其经验，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亦有重大参考价值。
    经济与文化，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经济发展的物质成果，随时都可能因为战争、灾害等意外原因而毁灭、归零。因此，经验、技术、发明、创造等，必须转化为文化成果，才能被保存、被继承，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些经验教训，不仅因人而异，也常常因地而异。比尔•盖茨的成功道路，对于任何人都有激励作用，但未必都有实践作用。而李嘉诚的成功却是潮人实实在在的榜样。李嘉诚的父亲是位贫寒清苦的乡村教师，家庭背景与我们大多数底层群众一样，不是“高富帅”，也没有高官背景，是“草根们”亲切的邻居。他能做到的，我们都能做到。李嘉诚与林百欣不同。林百欣的父亲是当时少有的银行家，他自幼就生活在潮阳市场经济的氛围中。而李嘉诚幼年生活的氛围，则是潮汕首府潮州这样大陆文化环境中。他的家庭如果更富裕一些，他就会成功为一个“饶宗颐”。因为李嘉诚与饶宗颐都是大陆文化的种子，天生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这两棵幼苗移栽到香港，接受的阳光雨露，全是海洋文化的，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二者结合，才获得成功。一位得到市场经济的历练，成为了李嘉诚，另一位，借助海洋文化的西风，得到世界的眼光，成就了一个饶宗颐。二人都是潮人的顶级偶像，也是中国人勇立世界的骄傲。二者相比，饶宗颐是无法复制的，李嘉诚则是可以学到的。近百年来，潮人在世界实业界中称“王”的就有五十多位，几乎涵盖各个经济领域。这个群体，这种现象，就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最好对象。
    潮商学之可以成为一门学科分支，是因为其具有不同于其他商帮的哲学理念与对外扩展的实践。
    潮商的哲学理念概而言之，曰无、和、善。
    无，是中国道家的主张，既是行为的根据，也是行为之归宿。有意思的是，在潮汕话中，发音为“无”的时候，代表的正是“有”，充满着辩证的逻辑。惟其道“无”，其容乃大，能容宇宙间无尽的宝藏。如同宇宙，本来是由73%的暗物质与27%的明物质所充塞，然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却只是无尽的空间，除了点点星辰外，其余皆空。这正是潮商对财富乃至对世界的认识基础。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价值观都以“士农工商”排序，只有潮人认为：士（官员、知识分子）、农、工，皆有固定的领域，只有商，行遍天下，无拘无束，最为自由。在潮汕，从来没有人把“商”排在末位。其社会地位之高，中国无出其右。潮商，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钱是赚不完的，有钱大家一起赚。”
    “无”的另一层意思是，一个人越“有”，其实是“无”。财富累积得越多，其实越不属于自己。你拥有了许多企业，但是你不能随意关门歇业，无论如何艰难困苦，你都要拼命支撑下去。积累的财富多少，不仅死后带不走，生前也是属于社会的。比尔•盖茨这样认识，并且付诸实践。李嘉诚也深信这一点，也在身体力行。他出身贫穷，懂得赚钱之辛苦，因此主张每一分钱都要用在有益的事业上。
    潮商既然懂得“有即无”的道理，于是在拼命赚钱之后，也主张大胆消费，提高生活质量，享受生活乐趣。所以我曾经以“拼、品”二字来概括潮人文化的实质，可以一副对联概括：
    满世界拼搏血汗钱，
    回家乡品赏工夫茶。
    一方面是海洋文化的拼搏精神，另一方面是大陆文化的品赞生活。二者缺一即不是潮人。只知道拼命赚钱，是犹太人；只懂得享受生活，那时清末的八旗子弟。都不是现代的潮人。
    再者，“无”则能藏。老一代潮商从不炫富，其商战智谋亦深藏不露，惟其如此，无锋芒，则不树敌；无伤人之心，故无往而不胜。
    和，是中国儒家的主张。在万事纷纭的世界中到处充满矛盾。儒家主张凡事不激化矛盾，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和的本意并非是掩盖矛盾，漠视矛盾，而是主张积极主动、千方百计去化解矛盾。中国兵法中亦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篇》化解之一途，亦可转化矛盾，必要时亦可转嫁矛盾。潮商深信此理之可贵。汉语中以“商”字来命名“牟利”这个行业，就说明做生意是大家商量的事，中国人一贯主张“买卖不成仁义在”，勿使对手变敌人。这是老一代潮商对后代子孙千叮咛万嘱咐的一句话。李嘉诚甚至对待绑匪张子强都能和气对待，不仅委曲合作，并且劝其改恶从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特定环境下，尽人事之所为。
    孔子还有一句话，是“君子和而不同。”其意之一是指在行业布局以及经营特色方面皆要保持自己的特色，要能在大合唱中听到自己的独特声音。在全国高校一窝蜂地扩大招生牟利赚钱时，李嘉诚在兴办汕头大学时，坚持教学质量，坚决不扩招。教学设施不断增加，本科学生数量却始终不变。因此才能保证了毕业生就业率在全国高校中始终领先。
    其二是指要坚持原则，不做无原则的附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流”（《礼记•中庸》，就讲得更为明白。潮商很少从事那些违规犯法的行业。开赌场，贩毒，向来为潮商所不齿。
    善，是佛家的主张。潮人信佛者多，因此整体向善之倾向十分明显。影响所及，潮商均以做善事为荣，害人为耻。潮人之善乃慈善，非为“救赎原罪”之意，而是出自于内心之慈悲。潮人女子多数信佛，故从小即教育子女多行善事，稍有积蓄，便不忘反哺社会。潮汕地区盛行兴建善堂，甚至在战乱时期自动担负起政府的职能。和平时期则多建寺庙，多设慈善机构，其背后皆有潮商在支持。潮州开元寺“文革”后的大规模修缮，即由李嘉诚先生以其母亲的名义捐助资金完成之。
    无、和、善，代表的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构成了潮商的坚实哲学基础。
    哲学基础决定经营理念。经营理念则制约商业行为。有此根基，潮商的兴旺才能持久，才不会忽然勃然。
    《潮商学》内涵与外延甚广。从潮商的形成，到其发展轨迹；从其成功经验，到其坎坷教训；从本土经济现象，到全球发展战略，都与潮商密不可分。因此研究建立潮商学，对潮商进行细化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思之，大体应该包含下列内容：
    潮商的哲学理念
    潮商的雏形
    潮商的自然环境
    潮商的文化类型
    潮商对中原文化的继承
    潮商的天然优势
    潮商的市场环境
    潮商与“海盗”
    潮商与红头船
    番客—早期出国的潮商
    潮商与工夫茶
    潮商的信仰
    潮商的慈善本质
    潮商的拼搏精神
    潮商的互助精神
    潮商的经营技巧
    潮商的商业道德
    潮商的契约精神
    等等。
    这些对现实商业行为的指导意义更切，更大，更具体。惟其实践性最强，故需走出象牙塔式的书斋进行实践研究，通俗论述，以期寻获友声，共同切磋，丰富内涵。潮商研究本着“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原则，大至人类文化本源，小至潮商的基因构成，均需条分缕析，录音录像，消除顾忌，实事求是。不注重引经据典，而着重实践调查，以达雅俗共赏之目的。
    在实际研究中，应该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下属之淡浮院潮商研究中心、汕头大学商学院潮商研究中心等社会力量联合作战，将理论基础研究、潮商调查、案例分析等分工布局，按阶段逐步完成。
    汕头华侨经济文化试验区的设立必将给潮商学的研究开展提供更加切实有力的机遇，其发展过程本身就在书写潮商的历史，建议在试验区内设立机构，与策划部门一起同步跟踪，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