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贸易促进“潮商”的形成和发展
——以1949年前的“海丝”贸易与“潮商”发展历程为例

许　炜

    据杜桂芳介绍，在春秋战国前后，已有潮人在国外生活的迹象。[1]该时间早于唐代海丝之路（史学界广泛认为海丝之路至少可追溯至唐代），但这是潮人（或潮商）的个别现象，还未形成“潮商”集群。本文旨在论证“海丝”贸易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缘促进“潮商”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其论据来源于古近代的史实文献。该观点至今未有学者作全面、实质性的探讨，即使有见诸文字者，也未系统成文，故壮胆抛砖引玉，请教于各专家学者。
    一、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考证
    （一）背山向海的地理环境培育着潮人讨海的冒险精神
    10346平方公里的潮汕地区，冲积平原只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其余地区都是丘陵地带。在潮汕平原的东、西、北面横亘着凤凰山、桑浦山、莲花山、大北山、小北山、大南山、南阳山等七大山脉，古时潮汕平原与周边地区的陆路交通极不方便，而东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南海，因此，在地狭人稠，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神秘的大海就成为潮人求生存、求财富的广阔空间，培育了潮人讨海谋生的冒险精神。
    （二）潮汕沿海是“海丝”的必经之路，航运条件优越
    潮汕地区的海岸线长达380多公里，南澳、柘林等处都是天然良港，海洋运输、中转集散、停泊给养十分方便。向北航行可至日本、朝鲜等国，向东南航行可至东南亚、欧洲、非洲。
    1.自唐以降的广州对“潮商”参与海丝贸易的影响。据《资治通鉴》载，唐时的广州是国内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唐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这是古代中国第一个“海关”。从海外运来的“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贩，故人称“广州素为众舶所凑”。[2]其中以江浙商人最为活跃，他们通过海上运来各种各样的商品，与外商进行交易。据《太平寰宇记》记载：“由是颇有广陵（扬州）、会稽贾人船循海东南而至（广州），故吴越所产之物不乏于斯”。[3]
    潮州因处于江浙与广州海上商路的必经之路，兼有柘林、南澳等天然良港，有一些潮人开始参与海上商品贸易（如陶瓷、丝绸等潮州物产），或在往来商船的航行运输、停泊给养中赚钱谋生。
    2.自宋以降的泉州对“潮商”参与海丝贸易的影响。泉州位于潮州之北，海上距离仅一百多海里，从泉州往来于东南亚和印度洋国家的航路，必须经过潮州。宋哲宗元祜二年（1087年），泉州设市舶司正式开港后，泉州的对外贸易逐渐上升，至元代，超越广州而成为全国对外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知名的大港。
    北宋时，韩江三角洲平原已经形成，该区域沿现在的庵埠——程洋岗——东陇一线为分界，这一线就是当时的海岸线。随着韩江三角洲的发育，海岸线不断向东南延伸，韩江下游西溪、东溪和北溪的港口也随之演变，继凤岭港之后，又有东陇港、庵埠港、辟望港、樟林港相继出现。[4]
    3.潮州处于韩江入海口，物资集散、商品贸易活跃。潮汕地区又有韩江、榕江、练江等入海河流，可与闽西、赣南、粤东各地区沟通。历来作为州府所在地的潮州，更因地处韩江入海口附近，而成为闽、赣、粤三省交界地的物资集散中心。
    据《长汀县志》（位于韩江上游）记载：“韩江纵贯，闽汀（今长汀县）、杭（今上杭县）、永（今永定县）之出产，必经邑境后而可水运。”[5]福建西部、江西南部的物产分别顺梅溪、汀水南下入韩江，最后由潮州入海。可见潮州在民国以前一直是闽、赣、粤三省交界地的物资集散中心。
    二、从“潮商”集群出现的时间上考证
    （一）唐朝末年，潮州人口增长快而农业生产环境差，务农辛苦薄利，生存的需要促使潮人出洋谋生
    炎黄子孙向来安土重迁、重农轻商。作为一个自然经济发达的农业大国，在内陆能够满足生存发展需求的情况下，炎黄子孙是不愿意走向惊涛骇浪的远洋、颠沛于异国他乡的。促使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的大量出现，其首要原因应是生存需要。作为移居海外的潮人（或潮商）的个别现象，可追溯到唐代或更早年代，而出现大规模移民现象的，至少可断自宋元时期。[6]
    自唐代安史之乱开始，中原人逐渐涌入南方包括潮汕地区，与原住民杂居融合。唐时潮地居民户数仅10,000余户，至北宋前期竟增加到74,682户，在岭南诸郡中仅次于广州。[7]面对剧增的大量人口，在农业生产不能满足生存需要的情况下，就培育了潮人的商业意识和远涉重洋的冒险精神。这种现象在天灾人祸发生后更易出现。明、清、民国、建国前就出现过几次大批移民浪潮（也有一些移民是受骗被卖“猪仔”到国外的）。当这些出洋谋生的潮人稍有积蓄后，大多由打工仔逐渐向工商业者发展，“潮商”集群就自然而然形成了。
    有一点应说明的是，唐时在对外交流中，可能存在个别潮人行贩海外的现象，但因不是大量移民，所以不能成为“潮商”集群形成的证据。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海外移民开始大量出现始于宋元。这也可从另一角度佐证“潮商”集群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其形成时间晚于唐代以降的“海丝之路”。
    （二）宋元以降，出现潮人移居海外的浪潮，“潮商”群集随之形成
    综观潮汕海外移民，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宋元移民（960-1348）、明代移民（1348-1644）、清代移民（1644-1840）、近代移民（1840-1949）。[8]
    两宋时期，由于战乱和天灾的原因，中原人民大量南下，在大量外来人口进入潮汕地区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的同时，也为潮汕地区带来先进的文化技术，使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另外，两宋王朝对海外贸易的支持和鼓励，“番国”对“唐人”的优待和欢迎，也为潮人移民提供了良好的国内外政治环境。[9]元代，潮人为了拓展陶瓷国际贸易，甚至有窑主带潮州工匠到泰国建窑烧制，以期降低生产成本和贸易流通的周期，实现商品贸易利润最大化。目前泰国宋加洛还遗存笔架山龙窑风格的窑址。
    自明代洪武年间至清代乾隆年间，朝廷闭关锁国，多厉行海禁。然而，由于生活逼迫或利润诱惑，潮商仍冒险逐利，以走私贸易为主要形式的民间海外贸易依然活跃，出现“禁之愈严，而趋之者愈多”的现象。“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10] 
    潮汕的海外移民，到1949年，估计已达800万人。解放后还有移民进行，只是形式不同。据国内侨属反映，国外华侨华人人口自然繁衍速度很快。近年侨乡每个侨属家庭国内与国外人口的比例，以较保守的方法计算，今日之世界海外潮人，包括华侨、华人和华裔，至少达1500万人，整个潮汕地区现有人口1500万人，故有“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的说法。
    三、从“潮商”的贸易路线上考证
    （一）“潮商”的足迹遍布“海丝之路”
    清朝末年，出国谋生的潮人（包括“潮商”）80%以上到了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在泰国约有300万人，马来西亚和印尼各约80万人，新加坡约50万人，法国约15万人……[11] “潮商”沿海丝之路北至天津、烟台、上海，韩国、日本；南至广州、海南，远洋到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国家贩卖土特产，购回象牙、药材、毛皮、棉花等物。“如此一往一来，获利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12]
    随着贸易的频繁和实力的增强，潮商在国内各口岸设置会馆、货栈，如烟台的源盛号货栈，就是清代潮州樟林富商创立。（源盛商号至今仍是烟台市的百年老字号）在苏州的各地会馆中，潮州会馆规模最大，明代初建于南京，后迁至苏州上塘。天津、上海、镇江等地都有潮州会馆，足见“潮商”经营足迹之广。
    （二）“潮商”的实力不断增强
    “潮商”的贸易货物除陶瓷、茶叶外，还有丝绸纺织品、潮州木雕、蔗糖、竹器等。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清代的“潮商”已名扬海内外。据《海阳县志》记载：“（海阳商人）挟资以游者，虽远涉重洋而不惮，康、雍时服贾极远，止及苏、松、乍浦、汀、赣、广、惠之间，近数十载则海邦遍历，而新加坡、暹罗尤多，列肆而居。”[13]可以看出，该时的“潮商”集群已颇具实力，不仅从事商品贸易，还跃升到资本运营（挟资以游者，虽远涉重洋而不惮）的更高层次。现在的潮安区庵埠镇陈氏祠堂仍保留着清代乾隆皇帝赠给陈美（当年的航运业巨商）的“天子共商”牌匾，“潮商”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四、从主要的贸易商品上考证
    （一）潮汕物产成为“海丝”的主要商品
    北宋以降，潮州陶瓷的生产工艺水平已非常成熟，特别是笔架山窑的产品有轮制、模制和手工捏制等制法，装饰工艺以划花为主，其次是雕刻、贴花、镂空和点褐彩。在10号宋窑出土的刻有“治平”“颐宁”纪年供奉款的佛像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分别藏于北京国家博物馆和广东省博物馆。[14]
    宋时的潮州窑场多，生产规模惊人，除潮州府城东的笔架山窑区外，还有附城窑区（包括潮州城南、城西、城北）、港口窑区（现在的澄海县莲下镇）。笔架山窑区可以说是宋代潮州陶瓷生产盛况的缩影。它依山傍水，南北绵亘8里，北起虎头山，南至印仔山，窑址鳞次栉比，有“百窑村”之誉。其中的10号窑残长达79.5米、宽6.8米、残高4.2米，共计2270.52立方米！据称每次能烧制瓷器22万余件（只），相当于当时北方名窑的总产量。而潮州当时的总人口不到40万人，如按每年烧4次计，仅10号窑一年就能生产100万件瓷器，就完全满足潮汕地区居民的需要。以此推断，潮州生产的大量瓷品经“海丝”流通到国内外。
    潮州抽纱是潮州与海外贸易交流的衍生品。抽纱工艺约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传入汕头，因抽纱产品在海外很受欢迎，洋人和本地商人相继做起抽纱生意，于廿世纪初至中叶，潮汕抽纱业达到鼎盛局面。
    还有潮汕的物产如茶叶、布匹、红糖、丝绸、竹器、铁器等，都成为“海丝”的主要商品。海外华侨回乡创办的电灯公司、火柴厂、自来水公司、潮汕铁路、侨批局等企业，也不同程度支持了家乡的发展，促进了潮汕地区与国外的商业贸易和交流。
    （二）某些潮瓷专供外销
    当时潮州窑生产的瓷器在工艺上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遗存的凤首壶、鲤鱼壶就是随“海丝”销往泰国、伊朗等国的物证。如鲤鱼壶是把壶口设计成喇叭状的鱼嘴，鱼头、鱼眼、鱼鳃、鱼鳍和鱼鳞作模印而成为壶身，壶柄为鱼钩倒置，这是富有想象力的装饰工艺。而凤首壶的设计更为巧妙。该壶体借鉴伊朗萨珊王朝的金银器造型，结合潮州的模制工艺：把凤首横置在瓶颈上，壶把改握为抓（可以系在马鞍上），横置的凤身是中空的，这样即使在马奔跑时瓶里的水也不会溢出。这种壶型很适合在沙漠地区使用。[15]
    五、从“潮商”的民间信仰上考证
    宋代以降，由于“潮商”频繁的海上贸易，海神妈祖就成为他们祈求平安的保护神，妈祖庙就是“潮商”参与“海丝”贸易的最生动最形象的活化石。
    （一）天后宫是东南沿海从事航海事业的象征
    南澳岛和柘林湾在宋时已有天后宫，历经宋、元、明三代，时有修葺，香火不衰。明代饶平县人陈天资撰写的《东里志》，是记述潮州南澳岛和柘林湾一带的民间史书，该志记载：“天后宫，一在柘林守备营后，一在深澳，宋时番舶建，时加修理……凡航海者谨事之。”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亦谓：“以市舶为夷舶，而以商舶为华商出洋之舶，亦称番舶。”由此可知，建设天后宫的出资者应是宋代从事航海贸易的潮州船主了。
    （二）樟林古港的天后宫规模宏伟
    在东南沿海，除泉州天后宫可与相比外，尚未见到规模可与樟林天后宫匹敌的。该宫乾隆五十七年竣工，占地近十亩，规模宏大。还有嘉庆二十四年建于樟林古港西侧之风伯庙，规模比天后宫小些，是典型的潮汕二进阶建筑，加之与祠宇并连，显得开阔壮观。既祀天后，又祀风伯，体现了樟林古港从事海上贸易的特色。
    六、借力海丝，推动潮州发展
    基于潮州是海丝路上的重要节点和潮商（潮人）遍布世界的现状，潮州市委在十三届五次全会上提出“海丝文化重镇，潮人精神家园”的城市形象口号，这是潮州市委在国家启动实施“一路一带”战略的大背景下做出的切合潮州实际，符合潮州发展需要以及海内外潮人共同心愿的战略决策。潮州应积极发挥各方优势，挑起历史赋予的重担，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与世界各国和人民通力协作，实现互利共赢，续写海上丝路新辉煌。[16]
    （一）政策助力潮州发展
    目前，区域整合的力度前所未有。潮州位于广东自贸区和福建自贸区的交汇处，以潮州饶平和福建漳州诏安两县为核心的闽粤经济合作区正加紧建设，将力争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升为国家战略。届时将有诸多政策利好助推合作区的发展。还有汕潮揭同城化的政策布局、中山对口帮扶也为潮州提供强劲的动力，凤泉湖高新区、潮州港、中山产业园、韩东新城、高铁枢纽等多个开发区正在加强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对接政策利好。
    （二）潮商（潮人）支持潮州建设
    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海内外的潮商（潮人）均有杰出人物。不少海外潮人掌握着宝贵的政经资源，潮州政府可依托国际潮团联谊会、遍布海外的潮州商会等社会组织，加强与海内外潮人的联系，汇聚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为潮州科学发展服务。另外，我们既要着眼潮州，也要放宽胸怀，不仅要与潮籍的“潮商”合作共赢，也要与关心、支持潮州的世界客商也是广义的“潮商”合作共赢。
（三）文化为魂提升产业竞争力
    潮州的文化底蕴深厚、自成体系，名胜古迹、山海湖等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文化旅游潜力巨大。陶瓷、茶叶、丝绸（潮绣）等特色产业优势明显，这些古代海上丝路的热销产品，潮州至今仍具备竞争力。目前，作为“中国瓷都”的潮州，陶瓷出口量占全国极高的份量，日用陶瓷占30%，工艺陶瓷占40%、卫生洁具占60%，电子陶瓷占90%。潮州的婚纱晚礼服产品凭借着精工细作的潮绣工艺已打入法国巴黎。享有“中国乌龙茶之乡”的潮州，这几年茶叶贸易也开始崛起，逐渐形成规模化的生产，特别是凤凰茶以高韵高香著称于世，是其他茶叶品种无法代替的，这些都是潮州的优势，应当加以挖掘和利用。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实现网上网下贸易。

    参考文献：
    [1] 杜桂芳.潮汕海外移民[M].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5 
    [2]  (宋) 司马光.唐纪•资治通鉴[M].卷234.
    [3]  (宋) 乐史.岭南道二•太平寰宇记[M].卷158.
    [4] 陆集源.宋元时期潮州海远贸易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C].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81.
    [5] (民国) 黄恺元等.长汀县志[M].卷9.
    [6] 杜桂芳.潮汕海外移民[M].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6.
    [7]  (宋) 王存等.广南东路.元丰九域志[M].卷9.
    [8] 杜桂芳.潮汕海外移民[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12.
    [9] 杜桂芳.潮汕海外移民[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12—17.
    [10]  (清乾隆朝）周硕勋等.潮州府志[M].卷40.
    [11] 杜桂芳.潮汕海外移民[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51.
    [12]  (清光绪朝) 周恒重等.潮阳县志[M].卷11.
    [13]  (清光绪朝) 卢蔚猷等.海阳县志[M].卷7.
    [14] 李炳炎.宋代瓷窑 辉煌篇章.潮州颐阳轩(3)[J]:3.
    [15] 陈耿之.潮州陶瓷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潮州文化研究[J].2005(1):24-25.
    [16] 禹门生（许炜）.潮州踏浪扬帆 续写海丝新辉煌[J/OL].南方网.http://opinion.southcn.com/o/2015-04/17/content_122427240.ht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作者单位：潮州市社科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