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潮人东南亚移民对所在国及潮汕本土经济的贡献

吴二持

    在清代以前，已经有潮汕人因各种原因移居东南亚国家，但比较成规模的，主要是明代一些海商(海盗)集团，或因朝廷海禁政策而致海上生计艰难，或因被官军追剿而艰于立足，转而往东南亚寻找可以赖以立足的一些港口陆地，居住经商或谋求其他生计。清代在结束了初期的动乱和迁界之后，朝廷开放海禁，潮人依靠其擅长经商传统和居住海滨善于驾舟的优势，开始经营海商贸易。樟林港是清代海上贸易的最著名港口，商船北走于闽浙、苏淞、津门乃至日本，南走于惠广、琼海乃至暹罗等东南亚国家。大批潮人的出洋谋生，便是依托商船出洋，多是水客(客头)代办经营，统一收费。水客一般熟悉暹罗等东南亚国家，并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能够联系安排出洋船只，到达目的地能代办入境手续，或代为通知亲友接人，或代找工作；同时代办华侨寄回家乡的函件及汇款，即侨批。清代的潮汕地区，早期因战乱和迁界，后来则因自然灾害，还有地少人稠，或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东南亚者是络绎不绝。雍正五年(1727)，闽浙总督高其倬、福建巡抚常青、广东巡抚杨文乾奏称，商船出洋之时，“每船皆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指出洋执照)外多出之人，俱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明载些须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至四、五百人之多，第人索银八两或十两。载到彼地，即行留住”。可见当时靠商船出洋的移民人数之多。
    一、移居暹罗(泰国)的潮人
    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种因素，潮人的东南亚移民，以暹罗(泰国)最为集中。首先是在清代，以樟林港为中心的通洋港口逐渐兴盛，海上贸易发展之后，不久便有朝廷鼓励从暹罗进口大米的减税政策，洋船为免税减税多兼从事大米贸易，暹罗是洋船大米贸易的主要地方，也是樟林港红头船的主要目的地，而潮人移民则绝大多数是从樟林港搭乘红头船出洋的，这自然就形成出洋潮人较集中于暹罗。另一方面，当时的遏罗，因受连年战争的创伤，尤其是与入侵的缅甸军队的战争，人口锐减，而其地沃野千里，农业资源丰富，有待开发，其自然条件也与潮汕地区有些类似，靠山近海，这种自然资源对于人多地少的潮人来说，显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正因为暹罗当时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来从事农业开发，故对移民入境手续也相对比较简单，而潮人移民则多是青壮男人，非常吻合，于是众多潮人移民暹罗，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况且，通过水客随洋船的多次往返，先到移民寄回侨批的吸引力，还有已移民者对其家乡人及亲属的吸引力，促使潮人移居暹罗的热潮长盛不衰。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暹罗吞武里王朝的建立者送信，是潮人与遏罗女所生的混血儿子。1767年，缅甸军队攻陷暹罗都城，郑信率领他的华侨志愿军退至尖竹汶地区积聚力量，抗缅复国，期间的主要力量和支持者多为潮人。可以说潮人对郑信的吞武里王朝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潮人华侨被称为“王亲华人”，得到一定的优惠政策和王室支持的某种特权。因而在吞武里王朝，有大批的潮人从樟林来到暹罗的桐艾、尖竹汶、春武里、北柳府以及曼谷等地。随后曼谷王朝，因为正值其大规模的建设时期，也同样鼓励与中国贸易和大量接受中国移民，而且中国移民可作为自由劳动力，不用被强制从属于当时暹罗的领主制度之下。据相关研究估计，曼谷王朝拉玛一世时期，约有2.5万中国人移民暹罗，拉玛二世末期至拉玛三世初期，则约有0.7万人。在拉玛三世时代移居暹罗的华人超过25万人。在1782一1868年期间，暹罗的华侨人数达到150万人，其中五分之三为潮人，大约有88万潮人移民暹罗。据布赛尔在《东南亚的中国人》一书中的估计，1836年曼谷城的50万居民中，有40万是华侨，其中主要是潮人。在暹罗的多数地区，说潮州话基本都是通行的。
    大量的潮人移民暹罗，他们大都是青壮劳动力，他们既刻苦勤奋，又头脑灵活，善于经商或擅长各种手工业、农业技术，也多娶暹女为妻。因而很多人从事商业，包括组织货源，实施与潮州商船的大米贸易。中暹贸易，实际上也成为暹罗王室和贵族的财富来源，很多暹罗的王室贵族，或通过婚姻关系，或雇用、委托潮人移民为其经营商贸，包括商船贸易等。潮人移民在暹罗由于其与王室贵族的各种特殊关系，往往受到器重和重用。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曾说到：“(暹罗)尊敬中国，用汉人为官属，理国政，掌财赋。”魏源的《海国图志》暹罗国条也说：“华人驻此，娶番女，唐人之数多于土番，惟潮州人为官属，封爵，理国政，掌财赋。”因此，潮人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暹罗的经济命脉，也成为中暹贸易以及潮州移民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的靠山。
    在农业开发方面，暹罗的潮人移民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暹罗的大宗商品之一的蔗糖，从土地开发到甘蔗种植，到制糖加工，到蔗糖的经营出口，在暹罗的大片国土上，几乎都活跃着潮人移民的身影，包括开垦荒地和种植甘蔗，建立糖业制作加工作坊，糖业的经营贸易等。大量潮人移民在暹罗从事甘蔗种植和蔗糖生产，尤其是北柳府、尖竹汶府及其附近地区。这使糖业的生产和经营成为暹罗的又一经济支柱产业。“泰国的制糖工业可以说是由华人掌握整个生产过程而成为泰国最早的加工工业。泰糖出口的收益甚至超过在泰中贸易中可获厚利的大米出口的收益。”
    其他手工业如造船、制锅等，都主要是潮人移民在从事生产和经营，“乔治•厄尔1832一1834年在暹罗时，他估计有50万人。他说这些人从事造船和制锅”。还有一般的铁器手工业的生产，包括开发农业所用的铁器农具和家庭日用的铁器产品，都几乎全是潮人在制作经营，这些对于暹罗的整个农业开发，都是具有巨大贡献的。
    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潮人移民
    潮人的东南亚移民，上文所述，主要集中在暹罗，但这只是说移民暹罗的人数最多、最集中，其他各东南亚国家实际上也有不少，相对较集中的如新加坡、越南、马来半岛的柔佛、马六甲和廖内群岛等。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有不少潮人移居，从事原始的农业开发等。从樟林港往东南亚的潮州红头船，虽然暹罗的港口为必停之港，但东南亚的其他港口，也都会有选择性的停泊进行商贸活动，暹罗只是天时、地利、人和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因而早期较多潮人移民于斯。但是，也有部分准备移民的人，或因东南亚某个国家有亲人或其他人脉关系，可作介绍或依托：或因某地有潮人新承包的种植园，招募工人、农民；或某地有某种原始开发的机会，等等，便会直接前往该国该地。总之，潮人移民，几乎东南亚各国都有。
    新加坡是潮州洋船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清代前期就已有商船在此经商，也有不少潮人在此居住，1822年，新加坡政府曾任命潮人陈浩盛为第一位华人甲必丹(华侨首领)。可见潮人移民新加坡者已不少，而且还有一定的地位。在乾嘉时期，新加坡“甘蜜园的第一批垦植者，是天猛公依布拉欣的父亲天猛攻公阿都拉曼由廖内岛引进的潮州人，他们移居来新加坡种植甘蜜”。到嘉庆末年(1819)新加坡开埠以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发，这个时候又有大量的潮人涌入，主要从事种植甘蜜、胡椒及槟榔。有学者指出，新加坡的华人“以潮籍人口占有最多，约在l万人以上”1848年，新加坡有过一次华人职业分类统计，潮人的人数约是福建人的两倍，他们中超过半数的人从事甘蜜和胡椒种植，他们垄断了这方面的行业。“甘蜜和胡椒的种植占新加坡全岛总耕地面积的76％，而且从事者都是潮籍人士，占90％以上”。于此可见，潮人在新加坡整个农业经济中的份量。
    越南也是潮州商船停泊的重要港口，也是大米进口国之一2。在潮州红头船极盛的乾嘉年间，潮人便已有较大规模移民越南，他们主要是在越南北部开办矿场，采掘铜、银、铁等矿产，据说当时上万人规模的大型矿场有14个，其中之一有些矿场是潮州人占多数。南部也有大量的潮籍移民，乾隆四十三年(1778)，越南南部便己出现漳、泉、潮、广等籍华侨组成的“七府公所”。19世纪初，部分在越南的潮人开始较大量移居柬埔寨，主要分布于柬埔寨的小市镇及郊区，从事零售业等。1891年，越南当局曾任命潮州帮帮长担任华人五帮公所主席，以协助政府管理帮群。可见潮人在越南的份量和地位。到19世纪中叶，潮人已广泛分布于印度支那三国，主要聚居于越南的西贡、堤岸，柬埔寨的金边、马德望及老挝的万象等地。
    马来半岛柔佛州的新山等地，其早期开发几乎是由潮人移民完成的，主要也是开发原始山地种植甘蜜和胡椒。柔佛与新加坡相邻，其开发时间校之新加坡要稍后，上面说过，新加坡甘蜜园的第一批垦植者是天猛公依布拉欣的父亲从廖内岛引进的潮州人，而依布拉欣是当时柔佛州的统治者。他看到新加坡潮人的垦植成绩，意识到柔佛州这一大块森林处女地有同样的开发价值，于推行港主制度，引进招募在新加坡种植甘蜜、胡椒的潮人前来承包荒山开发，除须缴付租金或税收给州政府外，给以非常优惠的政策和较多的自主权利，如港主在承包辖区(约800--1000公顷)内，除经营种植外，还可以开当铺、酒铺、赌场，可以在河口修建关卡，代行行政管理及征税、发行货币、采伐林矿、转让土地、专卖烟酒米粮等。港主的权力近于一个土皇帝，这对于在新加坡已经控制甘蜜生产与经营贸易的成功经营者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纷纷向相邻的柔佛州申请承包荒地开发，当时多位潮人如陈旭年、陈开顺、林亚相、余任贵等，都成为大港主。他们以成功的种植经验和畅顺的销售渠道，轻车熟路，招引潮籍种植工人的一些亲戚亲属或同乡的移民。有资料称，19世纪60年代初，柔佛在港主制度下经营的甘蜜、胡椒种植园共有1200个，雇用华工近1.5万人。到约30年后的90年代初，种植甘蜜和胡椒的华人种植者，猛增至21万人，其中大部分为潮州人。到19世纪末，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华人在柔佛开辟港埠138个，其中潮人占90％。在柔佛等地，建筑起很多商店和街道，人烟稠密，商贸繁荣，俨然都市。19世纪80年代，是柔佛甘蜜种植的高峰期，“其产量甚至位居世界第一”。
    当然，这些成绩是需要开拓者付出代价的，长期研究东南亚潮人历史的著名学者潘醒农曾经这样概括：“我先侨富有冒险精神及刻苦毅力，不惜生命，以与瘴气野兽搏斗，前仆后继，以启山林，俾今日全柔各地，造成现代商埠，市廛热闹，人烟稠密，不知填若干先侨之骨头于斯地，而后始辟成!”
    还有诸如更早的廖内群岛潮人移民种植甘蜜和胡椒；邻近柔佛的马六甲潮人移民种植甘蔗和制糖等之类，这里就不再多列举了。
    三、东南亚潮人移民对潮汕本土经济的巨大贡献
    仅如上文所述的暹罗、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几个东南亚国家，便可明显地看出，清代潮人的东南亚移民，对所在国的农业开发，尤其是种植园的开拓，商业贸易的经营，矿冶业、手工业的拓展，都可以说做出了非常突出的开拓性贡献，其对于所在国的经济增长乃至于社会的发展，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对潮汕本土的经济，其贡献也是相当巨大的。
    潮人的东南亚移民，尽管人数众多，但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一般绝大多数只是家庭中的一二青壮男性移民，并不是整个家庭的移居。这就形成了潮人移民与潮汕本土家庭的割不断的联系与牵挂，尽管有不少人在暹罗或其他东南亚国家有娶妻的事实，但在潮汕本土仍有妻儿或者父母兄弟姐妹等亲人，独自往外谋生，只要自身能过日子并略有余裕，便会源源不断地往家乡给亲人汇寄侨批，即汇款与家书。当然也有少数委托水客带上眷属及亲友宗党出去者，但整个家庭完全移民者，毕竟仍是极少数。所以侨批的数量巨大，对潮汕本土的挹注，成为潮汕地区经济的重要补充。在潮汕地区，多数家庭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侨批收入，俗语所谓“番畔钱银唐山福”，指的就是这种侨批。开始是由水客代办，“据说当年每月由客头(水客)乘红头船带回樟林的侨汇约有4万元之多”。到清代后期，则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业行业一一侨批业，到民国时期的《潮州志》，则已把侨批业列为潮汕的四大商业行业之首。以至于2013年，侨批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遗产。可见侨批数量之巨和影响之大。
    潮汕的东南亚移民，数量众多，不管是大小商人、产业主，还是仅仅做工或做小生意谋生，如上文所说，汇寄侨批是常年少不了的。而且每遇潮汕本土或因飓风、地震，或因旱涝灾荒之年景，海外移民对潮汕的挹注就更多，侨批的数额便会更多更集中。有些地域性的灾害，该地域的海外有能力潮商、实业家还会捐赀赈灾：乡土性的寺庙修建和路桥修造之类的公益事业，一些大的商家也多会踊跃捐资。再就是，不少赚了钱的大小商家、大小产业主，经营有成，便大多会回唐山家乡修造祖屋、祠堂，建筑新居。清代潮汕各地均出现一些豪华宅第，其中便有很大一部分是旅居东南亚各国和移民回家乡或寄款回家乡建造的。
总之，潮人移民每年所汇入潮汕地区的侨批，加之上述种种，数量巨大，对潮汕地区的经济总量，贡献是相当大的。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