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长征的潮籍老红军李沛群和陈德
■ 秦梓高
今年是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80周年,值此各地隆重纪念之际,我想把当年参加长征的潮籍两位老红军李沛群和陈德同志的革命事迹整理出来,以示对革命老前辈的缅怀,也是为了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1928年4月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井冈山会师后,建立起湘赣边的革命根据地。由于工农红军与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感不安。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反动当局,调集大批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封锁和对工农红军不断的“围剿”。1934年,由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导,加上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我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革命地不断丧失,红军陷入困境,为了生存,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北上,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蒋介石命令军队对红军经过在地区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在红军长征路上消灭这支革命队伍。工农红军不得不迂回曲折前行,被迫走沼泽地过雪山,队伍损失惨重,到达陕北时,全军才安顿下来。据统计,粤籍参加长征老红军有61人,潮籍干部有潮安县陈德和饶平县李沛群,他们在长征路上留下坚韧不拔足迹,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李沛群,饶平县海山镇隆西村人,1908年生于贫苦家庭,只读了四年私塾,为了生计,年仅13岁的他就离乡别井到广州打工。当时广州已成为国民革命运动指导中心,特别是1925年“五卅”惨案后,广州和香港工人为开展对帝国主义斗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工人大罢工”,李沛群积极投身到这场火热斗争中去。1926年1月,李沛群在他的广州大涌口谓文机器厂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又到省港罢工劳动学院学习,后被派到省罢工工人子弟学校当主任,兼团支部书记及劳动童子团执委,曾任省罢会粤港澳劳动同德总工会支部宣传干事。1927年12月,党发动了广州武装起义,李沛群以广州赤卫队第二联队第六大队党代表身份率领手车夫工人参加这场战斗,并夺取了广州市警察第五区署所有枪支武装起义工人队伍。1928年至1930年,党调李沛群任香港广东省委联系潮梅特委政治交通员,上海党中央联系广东省委专职交通员,后曾任广东省委发行科兼交通科长。1931年4月起担任了地下交通线闽西交通大站站长。在此期间,他先后接待和护送周恩来、刘少奇、李富春、刘伯承、邓小平、蔡畅等多位党的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工作。1932年5月,他还亲自来汕头接送邓颖超同志进入江西瑞金。1933年3月,李沛群同志被调到红都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最高法院秘书。1934年10月,李沛群参加有名的长征随大部队出发。他是工农红军中央第二纵队司令部直属干部连组织委员。这个连队中有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成彷吾、雷经天及越南人的洪水等领导人。1934年12月11日,李沛群这些参加过“广州武装起义“的人,还在长征路上召开”广州起义“7周年纪念会。会后部队进入贵州的黎平县,直抵乌江,1935年元旦是在乌江边的“猴场”度过。遵义会议后,李沛群随部队向川滇黔边进军,1935年1月下旬,红军在赤水县土城镇附近与川军郭勋祺部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战斗。李沛群在其回忆文章中写到:“当时红军将敌方的三个旅误认为是三个团,以致敌我力量悬殊,加之川军先进入有利阵地,形势十分危急。”这时朱德司令当机立断,抽调干部团、红五军团等投入战斗,并在打退敌人后主动撤出,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后队伍又转向云南札西进兵,这时中央军委为了适应运动战需要,决定在札西县对红军进行缩编。同时调派李沛群等人留下来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成立红军川南游击第一纵队,李被指定为秘书。1935年2月,川南游击第一纵队与五龙山游击队合并,成为川南游击队。但该队不时遭到反动军队的袭击和围剿,游击队受到严重损失,结果被敌人打散。李沛群这时又患疴血重病,不得不隐藏在农民家。1936年春节刚过,国民党又进行清乡包围了这个村子,沛群为了不连累掩蔽户,保护村里老百姓,主动走了出来,结果遭敌逮捕被押到重庆行营感化收容所拘禁。李沛群伪称他原是国民党兵是被红军俘虏过去的。后来由他在泰国的胞弟李子庵,通过与国民党驻泰大使打交道,以华侨身份到四川重庆领保他。因当时政府当局为了拉拢华侨捐款抗日,故同意释放李沛群。沛群同志出狱后重新投到党的怀抱,继续负起地下交通任务,1937年10月任中共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南方局八路军长沙、衡阳、桂林通讯处交通副官。1939年12月任越南海防交通站,香港交通站国内线负责人和上海交通站秘书。1942年12月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干事,交通处科长,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抗日胜利后1946年6月任香港交通站港沪及海外线负责人。解放后,1950年7月后任广东省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劳动局办公室副主任。1960年7月后在省农机研究所、省农机服务站、省一机局办公室任副主任。他是广东省政协第三第四届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地为全国各地党史研究部门撰写党史资料数十万字,并向有关部门提供不少革命文物和材料,为撰写地方党史作佐证。
李沛群同志工作到1983年7月才离职休养,因他过于劳累,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1991年6月23日在广州逝世,终年83岁。
陈德(又名德美),广东省潮安县古巷镇人,1914年出生于一贫穷人家。11岁时不幸丧母,陈德是兄长便担当起照顾弟妹和帮父亲砍柴卖柴的重担。在他17岁时父亲又撒手人间,但却留下一笔债务。为了生计与还债,陈德不得不到邻乡饶柏岭烧瓷当雇工做苦力。有一天瓷窑坍塌,他被压在泥土下,幸经工友们奋力挖掘,才把他救出来。这时瓷窑也停工,他又失业了。陈德是个守信义的人,为了还父债想到城镇谋出路,来到揭阳榕城时,却被人哄骗卖身到国民党军队陈济棠部独立第二旅当兵,他把卖身的钱寄去还债和养弟妹。
军旅生活既严又苦且常吃不饱,又遭军官打骂。陈德这个倔强的人受不了这般虐待,想伺机逃走离开这个旧军阀的队伍。1932年7月,陈济棠部在广东南雄水口被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打败,在混乱中陈德乘机钻进杂草丛中隐蔽,后被红军解救,并加入红军革命队伍。在这个革命大家庭中,他看到战士兄弟般友爱,官兵又如此一致,这革命大熔炉,使陈德的阶级思想觉悟大为提高,懂得穷人要翻身解放,必须跟共产党走,跟工农红军走,这才是穷人真正出路。陈德入伍后不到半年就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再不够半年又转为光荣的中共党员,这时他刚好20岁。
1934年10月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中央军委决定举行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陈德曾念过私塾在红军中算是有文化的人,被分配到第一野战医院当文书,当红军进入湖南边境时,陈德突然踝骨肿痛。领导想把他留在当地群众中养伤,陈德得知后马上找到姜院长,说他是个穷孩子出身,今天能生存下来就是共产党和红军救他,他一定要跟红军走到底。姜院长被他真实情感所感动,并把他的牲口让给陈德,他骑两天后病情有所好转,坚持自己要一瘸一拐跟队伍走,把牲口留给更需要的人。这时陈德拖着病躯,既要行军又要打仗,有时还要挨饿,是陈德最难挨日子。在部队要过雪山时,陈德又染上痢疾,时而发热时而发冷,几乎使陈德跨倒。幸亏叶青山副院长,让他拉着驮运药品马匹的尾巴,咬紧牙根,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爬过了雪山。
由于陈德思想品德好,又能耐劳刻苦,群众对他评价很高,他被提拔为连队政治指导员。他与同志们心连心,在行军中帮战士扛大枪、抬伤员。宿营时为脚起泡战士排泡上药。他还注意连队文化生活,组织宣传队为战士打快板讲故事。还运用各种形式表扬好人好事,把大家扭成一股绳,同心同德渡难关,克服种种困难,他所带领的红二师第五团第三连,从出发时全连183人,到达陕北时仍有147人,是整个军团保员率最高连队之一,受到上级表扬。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占我国北平卢沟桥战争。中华民族爆发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全民抗日战争。陈德时任八路军115师第343旅685团1营4连指导员,随大部队开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5月又率部挺进冀鲁边区。在这里由老首长肖华介绍,认识了战地医院指导员李伟同志。陈德虽只念过几年私塾,他不但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会吹笛子和拉手风琴,这些独特气质,深深地吸引着这位安徽女子,二人很快就结合。肖华同志还亲自为他们主持了简朴婚礼。
在抗日战争期间,陈德先后调任第6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第7团、第8团政委,115师第6旅16团政委,渤海军区政治部组织科长,清河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陈德奉命率渤海军区3个团开进东北。1946年2月陈德所在部队被编入东北民主联军,10月被编为第六纵队第18师,陈德任师政委。1948年春他被调任东北野战军独立13师政委,因该师要留守天津,陈德则要求南下参战便被调任145师政委,率部进军广西平乐,并兼平乐地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陈德调任广东省海南军区副政委兼海南区党委书记,1953年7月又调任第42军副政委(后政委)。1955年陈德被授予少将军衔,并授于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3年陈德调任广东省军区政委,中共广东省委常委。1966年5月全国爆发了暴风骤雨式的“文化大革命”,地方各级党委机关相继瘫痪,中央决定对地方实行军管,陈德任广东省军管会副主任兼省革委会主任。后陈德被扣上“莫须有”罪名,被批斗并被调离广东到湖南任湘黔枝柳铁路总指挥部任政委兼党委书记,实则隔离审查。“9.13”林彪反革命事件后,1973年才调回广东军区工作。1975年调任山东省军区政委兼山东省委常委。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德得到平反昭雪。1980年任广州军区顾问。1983年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他是全国人大第四、五届代表。不幸的是1983年8月25日,因不慎跌倒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去世,享年69岁。
陈德先后在广东省委、中央南方局交通处等单位工作。经常秘密往返于广州、武汉、桂林、重庆、上海等地。抗日胜利后又到香港负责海外联络工作,至1950年才回广州。解放后在极“左”思想路线横行下,受到不公正对待。文革前只任广东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文革后任省农业机械厅办公室副主任直至离休。
(作者单位: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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