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汕头的通航贸易

黄浩瀚

汕头处于“泛珠三角”经济圈的重要节点，是厦漳泉三角区、珠三角和海峡西岸经济带的重要连接点，拥有亚太地缘门户的独特区位，历史上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2014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时，明确要求汕头经济特区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汕头拥有良好的区位和丰富的华侨资源优势，是沿海25个国家级主要港口之一、华南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也是广东省率先实现对台海上直航的港口，目前已与世界57个国家和地区268个港口有长期贸易往来。2015年，国家发布的“一带一路”路线图中，汕头港被列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重点建设的15个港口之一；在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中，汕头是全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5个海上战略支点之一。汕头港海上通航贸易历史悠久，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和重要节点。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海上丝绸之路大约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由“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大干线组成。东海航线从北方的天津、大连出发，沿朝鲜半岛航行至日本，或由明州(今宁波)起航，横渡东海至日本。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经由泉州、福州、汕头、广州、湛江等港口，中国将丝绸、香料、陶瓷、茶叶等运到东南亚诸国，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南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再经红海到达非洲东海岸或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欧洲和阿拉伯商人则通过此路将玻璃、象牙、香料等带到中国进行贸易往来。

汕头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南线始发港泉州与广州之间的重要节点，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海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对外贸易向来活跃。“南澳Ⅰ号”明代古沉船以及一系列商贸遗址及海防遗址就有力证明这地处闽粤交界的海岛（今汕头市南澳岛）在历史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地位。

明朝初期，受郑和下西洋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也日渐昌盛，南澳岛的商贸地位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凸显。到明朝中期，嘉靖二年（1523年）浙江罢市舶司后，据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齐翀所编的《南澳志》记载：“市舶既废，番船无所容，乃与南澳互市。”南澳县也因此先后出现了洪迪珍、许栋、吴平、林道乾等武装海商在南澳海域一带进行走私贸易。

另据史料记载，郑和七下西洋，曾五次途径南澳，而且南澳在中国及世界航海史上也被屡次提及。明永乐三年 （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船队五次停靠南澳岛，在郑和船队航海图上出现有“南粤山”地名，深澳镇古城东北原有纪念郑和船队的三保公庙。明代南澳岛“为诸夷贡道所必经”，有“海上互市”“番船渊薮”之称。16世纪初至17世纪上半叶，中国私商、倭商和葡萄牙人在南澳岛活动频繁。南澳岛是葡萄牙人“日本贸易航线”和荷兰人“中国台湾——日本——东南亚三角贸易”的重要港口和货物中转集散地， 在西方文献中留下丰富记载。

二、古代潮汕海上商贸兴旺

唐宋以前，潮汕地区就有海上通航贸易的记载。《隋书·陈棱传》中记载：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今日本列岛）。流求人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宋史·外国传·三佛齐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是年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这是有关古代潮汕地区的最早的文献记载。

自北宋后，潮汕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人文日渐郁盛，宋丞相陈尧佐有诗：“海滨邹鲁是潮阳”。潮汕地区海上贸易兴旺遂成自然趋势，见于古籍的记录日渐增多。

潮汕地区商贸主要通过港口来完成。由于土地肥沃，商品种类繁多丰富，出口物资主要有瓷器、紬绢、棉布、棉毯等手工业产品以及糖、米、烟丝、菜籽、生柑、麻皮、蓝靛、薯粉等农副产品，还有内地转运出口的药材、兽皮、松香。进口物资有酒、象牙、犀角、香料、金玉器、丝织品、稻米、棉花、黄白藤条、木材等。

出口外销主要有陶瓷产品。当时，潮州的陶瓷工业已经相当发达，潮州笔架山百窑村生产的大量陶瓷产品用小船经过韩江运抵澄海凤岭港集中，然后用大船或者远洋船运往上海、广州以及东南亚等地销售。

潮汕地区盛产蔗糖，在嘉庆《澄海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述：“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赀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潮阳县志》中也记载了乾隆年间任潮阳县令的李文藻诗：“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西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

稻米运输在贸易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樟林港的兴盛就与稻米相关。康熙六十一年（1772年），由于东南沿海“产米不敷食用”，加上奸商囤积居奇，各地不断发生饥民抢米风潮，清政府决定从暹罗（泰国）进口30万石大米给粤、闽、浙三省。首批大米和稻种即由樟林港进口。在清代的奏折中，就有从樟林港进口大米以应东南各省赈灾平粜之用的记载。自康熙六十一年起，清政府开始公开奖励贩运暹罗大米，樟林港趁势而兴。嘉庆《澄海县志》中记载樟林埠“贾客海师，往来如梭，闽商浙客，巨帆高桅如蚁集”，“城南城西，街港交接，云烟相连，北货番货，土产特产，汇集于此交流，名噪沿海”。

嘉庆《澄海县志》中又载“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富商巨贾卒操赢与贩他省，上溯津门，下通台厦，象犀金玉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悉由澄分达诸邑，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为海隅一大都会。”另外在19世纪中叶英国出版的地图册上，就标有樟林的名字，可见樟林港的重要地位。

樟林古港位于与南澳县隔海相望的澄海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樟林港逐步兴盛，至乾隆、嘉庆年间达到全盛期，形成“八街六社”格局（后又增建三条街），号称粤东“通洋总汇”。其繁荣时间跨越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个朝代，历100余年。那时航线北通福建、中国台湾、杭州、宁波、上海、山东、天津、日本，南达广州、雷州、琼州以至越南、暹罗、马来西亚、婆罗洲、印尼等地，所谓“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濒海之一大都会也。”据嘉庆《澄海县志》记载，当时粤海关在澄海设樟林口、东陇口、南洋口、卡路口、南关口5处税口，每年征收的总金额占广东全省收入的五分之一。由于商贸发展，海泊往来频繁，出海谋生的人逐渐增多，樟林港也逐步发展为粤东地区早期移民海外的主要港口。1860年汕头开埠，随着汕头港的兴起及樟林港河道的淤塞，樟林港的地位才逐步为汕头港所代替。

实际上，澄海区的对外贸易史不止于樟林古港。早在晚唐北宋时期，位于今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程洋岗一带的凤岭港已是当时潮州主要的对外商贸港口。该港口东依南峙山，北靠凤岭，西有象山、观音山，形成了一个弧形的自然港湾，中间有韩江干流东溪直溯潮州，笔架山窑等潮州瓷器的大量外销促成了港口的兴起和发展。后来，由于河流改道等因素，凤岭港在南宋时便渐渐衰落。

三、近代盛极一时的汕头港

汕头港，位于韩江、榕江、练江出海口的汇流处，是随着韩江三角洲地形演变而逐渐形成的。港湾三面环陆，一面连海；港池宽敞，水深浪平，是历代海防要地。

汕头市区地处韩江、榕江、练江的出海口，汕头湾把市区分成南北两片。北片的汕头市区古为滨海冲积地，唐末五代时期便有灵聚庵存在，宋代时砂尾（今金砂乡）已形成聚落，沟南、渔洲亦已有居民，宋宣和三年（1211年）重置揭阳县时属其辖区；南片的濠江古为潮阳县建制的招收都，宋时增设了砂浦都，此时招收、砂浦仍然属潮阳县管辖。元代光华埠一带已有较大渔村，称厦岭。明初设蓬州守御千户所。明嘉靖年间潮州府新置澄海县时：北片（今汕头市区）脱离揭阳，属澄海，因沙脊向海伸延，百姓设栅捕鱼，称沙汕。万历三年（1575年），随着今厦岭一带韩江口的沙脊越来越大，几条沙脊连成一片，渔民们在“沙汕”后面加了个“坪”字，称为“沙汕坪”。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已有商船来此停泊，不过当时的港埠是在厦岭港，现在的汕头市区仍是一片汪洋。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粤海关成立，在潮州设立潮州总口，下辖海阳、澄海等7个正税口和汕头等10个挂号口，于是就有了“汕头口”的叫法。清代初期，沙汕坪逐渐被冲积成一片陆地。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官兵在此处建炮台、筑烟墩，称为“沙汕头炮台”或“沙汕头汛”。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在《澄海县志》刊载的一幅地图上，可以见到“沙汕头”的地名，它的位置在鸥汀背南端。清雍正八年（1730年）至乾隆年间，现在的盐埕头到鲎坞（华坞）一带为盐田，沿海一带居民迁到这里来晒盐、捕鱼、垦殖，还经常有商贩用船到这里装盐销往内地，清政府便在此设站收税，沙汕头便简称为“汕头”。至嘉庆年间，由于韩江泥沙的冲积和堤围的构筑，一直到近代岸线才基本稳定，且与南岸的达濠岛成对峙，韩江也延伸至此，形成了以南岸达濠岛为屏障，东有妈屿、鹿屿（德州岛）扼住，自然环境优良的港口。船舶靠岸日益增多，逐渐有商人在今升平路头北面、民族路西一带海边建起柴、米、药材、修船等商业行档，逐渐形成港口雏形。嘉庆十四年（1809年）这里被称作“沙汕头港”。

汕头港优越的地理位置，早就引起西方列强的垂涎和关注。清咸丰八年（1858年），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指出，汕头是五口通商之后“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同年，中英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英天津条约》，潮州被列为通商口岸之一。英国几次派领事到潮州，遭到潮州人民的反对。而当时汕头已成为南北货运的中转站，商埠已具雏形。经与英国政府几度交涉，清政府于咸丰十年（1860年）被迫确定汕头为通商口岸。外国列强纷纷涌进汕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掠夺。英、法、德、日、美、挪威等国先后在汕头港设立海运机构，控制了汕头的海关和航运业。从此，举凡潮州出入口贸易者皆以汕头为吐纳，汕头与新加坡、暹罗、印尼苏门答腊各地商贸日繁，贸易额也与次激增”。

清同治五年（1866年）外国汽船、帆船进出汕头港达525艘次，总吨位为211831吨，其中英国汽轮227艘，帆船132艘。从同治六年（1867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汕头设立航运机构的有英国渣甸汽船公司、德忌利士汽船公司、日本大阪商船会社、法国雷特公司、荷兰渣华轮船公司等近10家，汕头至北洋线，汕头至南洋线和汕头至台湾线的航运业几乎被外国人垄断。

民国初期出版的《中国地理全志》在论述广东沿海港口时，汕头港就被列为首位介绍的港口，可见汕头港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在20世纪30年代，汕头港经济曾盛极一时。据《潮海关史料汇编》和饶宗颐《潮州志》记载，“1932至1937年外洋船进出汕头口岸的船舶艘次和吨位数均占全国的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广州；“汕头商业之盛居于全国的第七位”，仅次于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广州，呈现“海渡千帆，楼船万国”的繁荣景象。

海上商贸往来推动了潮汕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潮汕地区农业经济的成分，活跃了潮汕地区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作者单位：汕头市委政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