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汕头社科 > 近期文章 > 2016年第1期
照亮前方的最佳存在——读黄羡章《梅州民国人物评传》
分享到:
发布时间: 2016-04-06     来源: 汕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发布机构: 汕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照亮前方的最佳存在
——读黄羡章《梅州民国人物评传》

林 琳

    多年以前,兴梅地区于我是一个道路难行、偏僻封闭的山旮旯。那时候尚处懵懂年纪,脑子里有这样的“印象”完全来自于长辈的讲述。我爷爷年轻时被列为“黑五类”,曾经跟其他“黑分子”一同步行去兴宁拉煤。他们走了好些天才到达目的地,又走了好些天才把一车车煤炭拉回汕头。这个过程他们遭遇了怎样的崎岖曲折我无从知晓,但它成了爷爷人生中一次可怖的经历,每每提及“客顶”(旧时潮汕人对兴梅地区的称谓,此称谓一直延续至上世纪70年代)总是唏嘘不已。
    多年以前,我家住在汕头老市区外马路联兴里直巷子。那时候我约莫五、六岁光景。左邻右舍居多是从前经营抽纱生意的资本家,彼此皆属“身份不好”,大人们同病相怜和气相待,小孩子也很能玩耍到一起。唯独巷尾有一客家人,他家的孩子却似乎被人孤立着,一帮男孩打群架,喜欢追逐着满巷奔跑喊他“客仔猴”。这种带着戏谑和蔑视的称谓在现在看来显得非常刺耳和极端不礼貌,但当时街里街坊中从没见过大人们予以制止。潮客杂居的现象在旧时的汕头市区非常普遍,而对于兴梅一带的客家人,潮汕人背地里大都用“客仔”称呼之。当我长大到足以洞察一些世事时,终于悟出这其实是潮汕人的排外及嫉妒心理在作祟。凡外来者,皆喜用“仔”字做后缀来表蔑视之意,如“藩仔”、“客仔”、“打工仔”等,而其中之“客仔”,更夹杂有羡慕嫉妒恨的因素,类似于欧洲二战前普遍存在的看待犹太人的社会心态。

    熟知汕头开埠的人都知道,这个城市的繁荣兴盛离不开客家人的聪明智慧与勤劳拼搏。而客家人文化在近两千年的辗转迁徙中不断锻造出的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带有强烈融合性又有自身血源性的特点,决定了这一群族具备了坚忍不拔的用于开拓的意志与善用亲缘抱团合作的精神,对于固守一方相对封闭的潮汕文化来说,其无疑具有令人警惕的侵略性。也因为这种特质,客家人每迁徙一地,必定会扎根那里并迅速叶繁枝茂。就如民国时期的汕头埠,政治、经济、文化命脉几乎都掌控在客家人手中,仅以办报为例,当年汕头市区39份报刊中,绝大多数为客家人所投资或管理。
    潮梅地区客家人的团结奋进以及对于异族文化的博采涵化,融汇中原文明崇文尚武、耕读传家精神特质,在黄羡章先生的《梅州民国人物平传》中再次得到有力印证。像“太阳社”的革命诗人冯宪章、民国广东财政金融界风云人物皱敏初、与叶挺并称“北伐双杰”的黄琪祥,以及为汕头建市开先声的刘志陆、民国知名政治学者和外交家廖培基等等,他们的身上流淌着客家人的血液,带着客家人独特的气质,在那个繁杂而多元的年代各领风骚于政经或科教文化领域,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记。
    读羡章先生的《梅州民国人物评传》,最初的感觉就如当年遇到他首部专著《潮汕民国人物评传》一样,庄重的文本装帧,煞有介事的文字叙述,让人不由自主地扣好风纪扣,正襟危坐,在同样煞有介事的阅读中寻觅这些梅州籍民国人物真实、生动的本来面貌。他们属于引领中国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精英群体,在作者抽丝剥茧的记述中被加以一一点评,或褒扬,或批判,或同情,或惋惜。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政局的矛盾关系,通过一些历史的边角料,一些早已被人遗忘抑或未曾知晓的细节,被呈现出来,用以佐证作者的见解与史观,也让人在阅读中与传主、与过去建立关系,从而感知到:时代和历史的变迁,相对于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来说,当今的文学和史学反映他们的程度,实不足百分之一,更深切感受到什么叫“沧海一栗”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南澳抗战”一役,70多年来在潮汕地区广为流传,黄涛的名字,也因其主导并组织该战役而为潮人熟知。《梅州民国人物评传》中《黄涛——毕业于讲武堂的梅籍国军将领军职最高者》对此役有详细介绍,且从黄涛所受的启蒙教育,到入读云南讲武堂、加入粤军,及至抗战时期发动南澳战役、参加粤北会战、率军千里救衡阳等重要战事中立下赫赫战功,作身世与经理的介绍。作者像一位时间的裁缝师,一针一线串联起黄涛一生经历过的汇总大事件,连同后人“为尊者讳”而刻意回避的“漳浦反共”也加以叙述与评价,使一个鲜活的梅州籍国军将领跃然而出。这是一位热爱祖国、主动抗日、深谙韬略、爱喜士卒的将军,也是在“七七事变”前夕一手制造“漳浦事件”的曾经反共人物。作者在书中直言黄涛当年的福建之举“大大刺激了中共,警示各地红军在国民党方面谈判过程中倍加警惕,防范被缴械的危险:尤为重要的是,坚定了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决心”。“漳浦事件”后两个月,即1937年9月,中共中央将南方10省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在抗战时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与八路军齐名的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至抗战胜利,其兵力已达40万人之多。从这个角度看,黄涛当初的反共,实则为中共武装力量于抗战期间的发展壮大立下一功。
    书中关于黄涛的这一篇章,体现了作者的史学观点和叙述风格。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史学界热衷于宏大叙事,即通过对一段历史的概述,试图从纷繁多变的过程中找出规律,把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寻找一以贯之的主题。为服务于这一主题,就必须对内容做剪裁,这种剪裁也就只能以叙述主题相关的内容为重点,使这种历史概述的特殊意义越发凸显。因此,宏大叙事的历史描述会剔除很多偶然性因素,只通过某种手法突出其需要突出的部分,淡化与目标不一致的存在,以求创造出一个整体协调的全貌。近年随着个案研究的鹊起,宏大叙事在公共史学领域日渐式微。许多史家开始强调历史细节的意义,并以书信、日记、档案、地方志等材料为依托,对发生在特定时期的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做深层次的梳理,使得那段历史的转折与变化更具人性化更具说服力。羡章先生正是于此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就像黄涛这一章,其对人物传主的研究,以史时为依托,不溢美不隐恶,用严谨的冷静得近乎刻板的评述,让读者在阅读传主故事的同时也深刻理解了“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的道理。相比起仅以趣味性阅读为主导的、以曲折故事离奇情节为佐料的个案描述,特别是公共史学领域正在被各类趣闻轶事所遮蔽的当下,无疑具有更高的史学意义。

    《梅州民国人物评传》是作为《潮汕民国人物评传》的姐妹篇而出版的。羡章先生在后记中强调“以‘评论得失,规讽疑阙’为主题,对评选的31位人物,穷源推本,册芜就简,正谬订伪,汇分成帙”,“以求见微知著,更客观、更丰满地将梅州民国人物的生平业绩、是非功过和历史地位更清晰地呈现出来,以彰显梅州人文,弘扬客家人精神,为丰富梅州文化宝库贡献绵薄之力。”其著论之初衷至为感人,书中对各传主的不虚构不想象、不渲染细节而将观点讲清楚的手法,有别于刻意突出主题的宏大叙事,也有别于某些过分讲究清洁跌宕起伏满足读者好奇心的个案描述,走出了自己独特却也孤独的专题研究之路。
    重视教育,崇文尚武是客家人的优良传统,书中所述传主多为出身贫困,因受良好启蒙教育和学习教育而成为一世之英才。像从兴宁刁坊圩东村走出来的廖鸣鸥,以侨生身份入读云南讲武堂,从此跻身军界并在汕头举旗反蒋及至解放前夕参与粤东起义;出生于丰顺汤坑石桥头村的高丽生家境贫寒,后凭公助得以入学,凭刻苦用功终成潮梅籍最著名报人;被誉为“中国军事测量之父”的黄慕松昔年入读汕头同文学堂和广东武备学堂,后公派留学日本,民国时期为巩固新疆和西藏两大区域作出突出贡献;潮梅籍首位数学院士李国民是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开拓者,这位出生于丰顺砂田黄花村的数学家自5岁读私塾起变表现出勤奋好学工于思考的秉性。客家人再穷也不能让孩子失却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以及励志奋进不甘人后的秉性,在羡章先生轻描淡写般的传主介绍中得到一一呈现。尽管他一再强调研究与写作过程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对人物是非 功过不作渲染,只根据史料做客观评价,但唯物史观本身就属于观念史学的范畴,在《梅州民国人物评传》各章节中其实皆可窥见作者个人观念的烙印。诸如吴奇伟的历史定位问题、中共早期张善铭与澎湃在党内的地位问题、刘志陆对汕头市政建设的贡献以及吴康离开大陆后的学术成就等,作者凭借掌握的历史证据层层剖析,提出鲜明的观点,这种不忌讳不回避,努力趋近科学报告的“一家之言”正是该书及其姐妹篇《潮汕民国人物评传》独具美丽的灵魂。
    当年初次读《潮汕民国人物评传》,我正沉溺于《恋爱的犀牛》《琥珀》等孟京辉话剧赏析中,满脑子是“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星星残酷无情睡莲在沙子中枯萎”之类的语态。读史书,也是选取《南渡北归》《民国风度》一类的文本阅读,于书写者精妙的构思和过人的史识中感受战争炮火下民国大师们的喘息、抗争、坚韧、奋进。所以刚一接触《潮汕民国人物评传》,竟像喝惯了香气各异的单丛茶,突然来一杯凉白开水一样不习惯。但作者不厌其烦的深入追究和细致的剖析逐渐使我的阅读心境沉静下来,翻着读着,慢慢感悟到许多一直被忽略或早已习以为常的规律,开阔了关于历史叙述的视野,也加深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城市的认识,捉摸到它曾经繁荣与辉煌的源头,开始对这个城市产生归属感和自豪感。

    对于《梅州民国人物评传》,羡章先生出于谦虚,成书前曾送过一部分初稿请我评鉴,也就因此断断续续拜读过十几篇。及至去年7月出版,反倒因杂事缠累一直无法静下心来精读。本次来京学习,听课之余将自己封闭于房间李,暂离纷扰的世务,清理杂沓的思绪。一年多来,在记者与管理者的身份分裂中纠结着焦虑着,且逢纸媒正遭遇寒冬,“断崖式下滑”“跳槽”“转型”成新常态用词,业界弥漫着的悲观情绪一如窗外 铺天盖地的雾霾般挥之不去。这时候读《梅州民国人物评传》,多了一份严肃性与触类旁通之索求。
    思想和学术的双重困境让许多人对学问人生绝望,连同专事文史研究以著述为职业的学者都更弦换辙,将精力用于跑会议混论坛以及写一些不痛不痒的应景文章。相比之下,出身官场的羡章先生更愿意构筑自我精神空间,在探求见微知著中挑战原有历史结论,挑战传统观点。对于论著是否洽合当下图书市场、是否为众多读者所接受等问题则全然不顾,这种不问后果的全情投入使该书拥有了一种特立独行的品质,这其实也就是作者意味深长的一种表态。
    在全民疯狂刷屏的时代,一个人愿意读几页电子文本之外的纸质印刷品已算是功德一件。《梅州民国人物评传》之不待见于书市也就属意料中的事情。历史,不再是庄严的学问,而是在各种灵异传奇、宫廷秘闻、厚黑权谋和处事诈术的故事描述中沦为彻头彻尾的消费品,所以《 月传》《琅琊榜》《甄嬛传》大红于荧屏也畅销了文本,专业性的历史讲述反倒无人喝彩受到冷落。
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麦克卢汉的“后视镜”学说。这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红遍国际传播学界的知名学者提出的“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现在,我们倒退走步入未来”,在眼下的中国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残酷竞争使我们模糊了性别,模糊了自我,也模糊了心灵的眼睛,那些加了过多味精的心灵鸡汤和导师们急功近利的成功学无法抚平心中焦灼与不安,我们像一只只来路不明的“哥斯拉”,带着款式雷同的怨怒和戾气在现实世界中左冲右突横冲直撞。这时候若能细读严谨的史学论著,会使人如观后视镜般看清来路,它们是能够照亮我们前方的最佳存在。因为我们只有廓清来路才能清晰前面的途程,才能在急切前奔的路上淡定欣赏美好的风景,重拾曾经拥有的宝贵情感与人文关怀。
    《梅州民国人物评传》从这个意义来说,是一本值得细读的史书,虽然它也像所有史学论著一样难避其局限。诸如语言文字的古板寡淡,文章结构的太过严肃拘谨,都限制了它的阅读趣味,使它跟大众读者产生了很大的一段距离。记得纸媒同行胡文辉说过这么一句话:政治太热,太近,故谈论政治适宜冷处理,保持冷静,遵守逻辑,热处理,结合兴趣,投入激情,否则学问容易缺乏生气和光彩。假若羡章先生在臧否人物时能不拘格局,敢显睿智,用更具烟火气的语调还原鲜活可感的历史人物、更轻松幽默的笔法评论事件,则更能使读者在他不疾不徐的讲述与评价中领略到富于营养的阅读意趣,那是一种愉悦的,有助于消解焦躁与孤独的精神享受。当然,这种既要洞见又要技巧,既要感性又要理性的将求真与求美冶为一炉的功夫,对官场出身的羡章先生来说,似是苛求了。

(作者单位:汕头特区青年报社)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版权所有 © Copyright 2009 汕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地址:汕头市海滨路12号科技馆大楼六楼

粤ICP备05066684号-1
粤公网安备 44051102000219号
技术支持:开普云  网站地图

您访问的链接即将离开“汕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门户网站”,是否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