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海丝渊源
■ 罗伟伟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早在唐代便已经开始形成，它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是一条承载着经济、文化、艺术交流的“和平之路”，也是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
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与福建的交界，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历来为粤东、赣东南、闽西南的商品集散地。这里东邻漳州，西接惠州，南濒南海，北界梅州、龙岩，三面背山，一面向海，北回归线贯穿而过。这里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东北起自饶平县大埕镇上东村的闽粤边境，西南止于惠来县歧石镇华清村附近，岸线长300多公里，海岸曲折，自古以来先后拥有柘林港、樟林港、神泉港、庵埠港、海门港、凤岭港、沙汕头港、南澳港等诸多优良港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沟通闽、粤、台、赣的重要交通枢纽。
潮汕与海上丝绸之路
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潮汕先民自古就与海为伴发展海上交通，并逐步开始进行海上贸易。据《宋史三佛齐传》载“太平兴国五年……是年潮州言，三佛齐国番商李甫诲，乘舶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从记载中我们知道当时海岸线离潮州城并不远，可见宋代潮州也有作为海港的条件，避风商船能停泊于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潮州已经开始有了对外海上商贸联系。其实三佛齐国商人选择潮州避风并非完全因为风势原因，而是为了规避市舶司的控制，因为自唐宋以来，历代都有设立市舶制度，但是位于南海之滨的潮州却没有，因此商人有时为了规避市舶司而故意在潮州泄货贸易。此外，从笔架山宋窑的考古发掘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依托临江靠海的独特优势，笔架山出产的瓷器正通过韩江出海，不断扩大与海外的贸易联系，甚至泉州等地从事海外贸易的富商大贾也开始故意在潮州等地漏泄贸易。以致到了南宋末年出现“漏泄于恩、广、潮、惠间者多，而回泉州者少。”潮州也成为了中国东南沿海与海外商人私商贸易的港口，来往于潮汕的番商还在南澳岛的深澳湾建起了妈祖庙，由此也能看出当时潮汕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元代，潮州通往西洋的海外交通航线更为清晰，据《岛夷志略》载：“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逶迤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浡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证明了潮汕沿海当时与南海诸岛和西洋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密切。
明朝建立初期，官方曾先后七次派郑和下西洋，期间多次途径南澳，当时的南澳被称为“番倭互市之地”，后世为纪念郑和，便在岛上修建了三保公庙，奉祀“三保老爷”，由此也衍生为潮人奉祀“三保公”这一独特信仰习俗，以此也证明了潮汕地区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政府便实行了“海禁”政策，禁止民间商人出海贸易，这对于潮汕地区的外贸活动是一次重大打击。为了生存，潮汕沿海一些穷苦的百姓便铤而走险干起了海上走私贸易。据《明英宗实录》卷113所载“广东潮州府滨海者，纠诱旁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番爪哇国，因而附叛爪哇者二十二人”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到当时潮汕地区活跃的海上私市贸易，这一时期很多潮汕人在政府的压迫下无奈出走，移居东南亚，成为早期的潮籍移民，开启了一股移民东南亚的风潮。
清朝入关后，也曾一度实行海禁和迁界政策，使得潮汕地区海上贸易再一次受到打击。清政府收复台湾后重新开放海禁政策，潮汕地区的对外贸易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尤其是与南洋暹罗一带的贸易最为兴盛，其中以大米贸易为主。到了清乾隆年间，潮汕地区远洋帆船队伍逐渐形成，声名远扬的红头船也就在这一时期开始大规模出现，而且为了远洋需要，船有单桅和双桅之分，据澄海东里考古发现的一艘清代红头船，船舷旁刻有“广东省潮州府领口双桅一百四十五号蔡万利商船”，也就是说当时在潮汕一带的双桅红头船的注册数量不会少于145艘，可见当时海外贸易之盛。随着对外贸易往来的日益兴盛，这些商人也不单纯满足于原有的大米贸易，而是改成其他利润更高的商品货物买卖，他们开始从南洋暹罗一带运回象牙、犀角、肉桂、暹绸以及一些高级木料，潮汕一带的陶瓷、潮绣、雕刻品以及从北方转运来的人参、鹿茸等利润较高的商品也通过红头船运往南洋，一时间澄海樟林一带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
清朝末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来往于汕头一带的商船也日益增加。由于地处韩江、榕江和练江三江出海口，港口交通便利，使得汕头港的商业的意义逐渐明显，也大有取代樟林港之势，商埠雏形也逐步形成，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也引来了列强的垂涎。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汕头也正式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此后，英国、法国、美国等列强的商船蜂拥而至，清同治五年（1866），列强来汕船只就达525艘。但是这一时期的贸易往来却有别于前，此时更多地是列强带有侵略性的贸易往来，而不是一种对等的主动贸易，而且运往的货物更多的是鸦片，这反而是破坏了潮汕地区的海外商贸活动。
进入20世纪后，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民国的建立，潮汕的对外贸易也有了新的发展，而汕头也已经完全取代潮州成为本土的商贸中心，汕头港也取代了樟林等其他港口成为本地最繁忙和最核心的港口。进入20世纪30年代，汕头也迎来了开埠以后最为繁荣的一个发展黄金期，一时间商贾云集，楼船万国。1933年，汕头市区总人口已达19万人，各类大小商号共3411家，商业交易额为6.92亿元大洋，商业贸易规模位居全国第七，仅次于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广州。此外，当年港口货吞吐量达675万吨，仅次于上海、广州，居全国第三位，进出口贸易额达16073万元，进出汕头港的轮船达4478艘次之多，是粤东、赣南、闽西南的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中国东南沿海的国际性海港，也是广东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城市。
潮商与海上丝绸之路
潮商也称“潮州商人”，他属于广义上的粤商的重要代表之一。与晋商、徽商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商业文化历史上综合实力最强、知名度最高、影响最深远的商业群体，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美誉。
潮汕人长期以海为伴，靠海而生，具有独特的海洋性格与海洋文化基因，在历史上很早便开始发展海上交通逐海洋之利，并擅长于对外交往和贸易联系，海洋个性和海洋特质十分明显。曾先后任普宁、潮阳两地知县的清代著名学者、“筹台宗匠”蓝鼎元在其《潮州海防图说》中对于潮商的活动范围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潮郡东南皆海也，左控闽漳，右临惠广。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宁波、上海，然后穷尽山花岛，过黑水大洋，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后，北风劲烈，顺流南下，碣石、大鹏、香山、厓山、高、雷、琼、崖，三日可历遍也。外则占城、暹罗，一苇可杭，噶罗吧、吕宋、琉球，如在几席。东洋日本，不难扼其吭而捣其穴也。”可以，潮商自古就活跃于海上丝绸之路，是海丝路上的重要商贸群体，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潮汕商人早在唐代就开始了对外海上贸易，但是受于条件限制，大规模的海上贸易还没有真正形成。到了两宋时期，潮汕的对外海上贸易逐渐增多，韩江下游出海口开始形成了辟望、风岭、樟林、东陇等港口，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往来日益密切，且在此时出现了潮人的第一次移民潮。到了明代，由于受海禁政策影响，许多依赖海上贸易的潮商失去了经济来源，但是受利益驱使，加之暹罗一带的大米在潮汕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许多潮商开始铤而走险，走上亦盗亦商的道路，张链、吴平、林凤、林道乾等就是这一类型潮商的代表。这类特殊的潮商群体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也很广，手中拥有庞大的船队，甚至他们还尝试在远洋外岛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明代谢杰也在《虔台倭篹》一书中记述到：“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由此可见，虽受朝廷政策影响，但是潮商依旧没有断绝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了这条海上贸易之路。
而真正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潮商则应该从潮汕的红头船商帮算起，红头船始于清朝雍正年间，是当时皇帝“御批”给广东出海船只特定的颜色，方便与巡海水师区分沿海各省的商船，但是这一规定在广东其他地方实行不久就没有严格推行了，唯有潮汕各地的商船一直坚守着，后来也就成了潮商远洋船只的一种特殊标志，因此潮商也就慢慢成为了红头船商帮，而且也成为海上丝路上重要的“红头船商贸”，当时这支商贸船队航线远达东南亚的吕宋、暹罗、安南等诸多国家，而国内也与上海、台湾、广州、泉州、宁波等地保持着密切的海上贸易往来，全盛时期民间红头船数量达到300多艘。
潮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的重要群体，他除了出现的时间早、人数众多外，足迹还遍布海丝沿线各国，继两宋出现第一次潮商的移民潮后，明清时期又出现了两次移民热潮，据载仅1782至1868年这段时期，乘坐红头船抵达暹罗的潮商就多达150余万，因此向来就有“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的说法。这些遍布海丝沿线各地的潮商都具有强大的实力，他们很多成为了当地行业龙头，清乾隆皇帝就曾敕于庵埠人陈美“天下共商”的牌匾，可见当时潮商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以经济交流为纽带的贸易之路，也是中国对外友好交往之路。历史证明，潮汕地区由于受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影响，自古以来就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更是沟通粤、闽、台、赣的重要交通枢纽。作为以海为伴的潮商，在进行海外商贸活动时不但继承了传统中原文明，又融入了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他们具有敢于拼搏的拓展精神，又拥有大海的阔达，他们富有冒险意识和开创意识，这种典型的海洋商业贸易精神是潮商与内地其他商帮最鲜明的区别，他们置身于海洋文化的惊涛骇浪之中敢拼敢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更直接促成了潮汕地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为传播潮人文化与促进潮汕与海外的交往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