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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是近代史上的智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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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7-04-30     来源: 汕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发布机构: 汕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是近代史上的智慧思维

许因才

191910月,孙中山在上海宣布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并发表所著《建国方略》第一册,同时《孙文学说》出版。

这本《建国方略》的“心里建设”部分,除自序外,共有八章。分别是饮食、用钱、作文;以七事为证、知行总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有志竟成等。他说:“予之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

他在自序中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呜呼!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

“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如七年前(注:1912年)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他继续说:“故先作学说,以破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思想于迷津……。”“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个政治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也。”

他对这个认识论为何如此痛切地倾情地表述呢?这关系到人类思维科学的发展问题、正确理念延续性问题。这是一种成本最低廉,效果最显著的技术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实证效应。这部学贯中外古今的巨作,对于现代和后现代还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用价值。(只要不是讳莫如深,蛮顽自大者。)现分述如次:

一、饮食、用钱易乎?

“夫饮食者,到寻常,至易行之事也。凡一切人类、物类皆能行之。究能知其底蕴者乎?不独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而专门之生理学家、医药学家、卫生学家、化学家,有专心致志以研究饮食一道者,亦未能穷其究竟者也。”他继续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先生对此研究尤深。

例如潮菜(下含名小吃)是粤菜在粤东的一个支系,潮汕人民勤劳智慧善于创造生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食品加工经验,发明了一大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主、佐食门类品种。它的由来,让我们追回记忆,之所以要回忆古代饮食的发明史,我们才有机会知道敦厚的饮食文化从何而来。据北大发表的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表》中载,黄帝时代,我们祖先开始学会制盐与用盐,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进步!有了盐,古代饮食得到了巨变,开创了“烹”和“调”结合的饮食新时代。又发明了“烹谷为饭、蒸谷为粥”。祖先已学会了“品谷”(《古史考》),饭与粥的出现,也奠定了谷食的类型基础。

到了商代,驯养禽畜有较大发展,后世所有的禽畜几乎这时已有了。谷类有禾、麦、稷、黍、稻等,当时谷物已十分丰富。

周代至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饮食原料种类更加多样,从《诗经》、《礼记》、《周礼》中,就叙述了140多种饮食原料。“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周礼天宫冢宰·膳夫)。在屈原的《招魂》中,记载当时宴会上的一个食谱,意译如下:

大米、小米、二麦、黄粱,随你选用。

酸、甜、苦、辣、浓香、鲜淡,尽会如意伺奉……。谷物已有“五谷”、“六谷”、“九谷”之说。

在汉代,北方主食品由秦代以粟为主粮而演变以麦为主粮;在南方则以稻为主粮;在汉代其饮食原料与内地有别。沿海盛产鱼虾类水产,其烹调艺术是以制作水族菜肴而产生的。与中原内陆以制作兽、禽菜肴而产生的烹调艺术有着明显的不同。汉代的饮食文化空前地发达,这一时期发明了植物油。有了油,便可制作出美味可口、色美味香的食品来。而动物脂油,也叫“脂膏”,它的缺点是易凝结、比较油腻、脂味不正,常有动物体味。植物油的问世,书写了烹饪史的新篇章。

我们今天吃的豆腐,也是起源于汉代的。据说是淮南王发明;汉灶的出现,一灶多用,改变了烹饪中的“火候”面貌。现代烹饪艺术的完善,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可以说,汉代奠定了中华饮食的雏形。中华民族的饮食,经数千年的发展而到今天,已形成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风俗习尚而出现了菜系繁多,品种纷呈,技艺精湛,做工考究,雅俗共存的格局。为后来神州大地上形成了鲁菜系、湘菜系、楚、川、沪菜系、粤菜系(含潮菜)、宫廷菜系等举世闻名的菜系奠定了必备基础。难怪先生说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

再以用钱为证,金钱万能之观念,深中于人心矣!殊不知它是以人工(实物)为保证的。他引用佐治亨利氏《进步与贫困》一书云:现代之文明进步,仿如以一尖锥从社会上下阶级之间突然插进,在其尖锥之上者。即资本家极少数人,由尖锥推之上升;在其尖锥在下者,即劳动者大多数人,则由尖锥推之下降。此所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也。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其施福惠于人群者为极少之数,而加痛苦于人群者为极多数也。所以一经工业革命之后,则社会革命之风潮因之大作矣。盖不平则鸣,大多数人不能长为极少数人之牺牲者,公理之自然也。

由此观之,非纵观人文之进化,评考财贷之源流,又非研究经济之学,不知金钱之现状实为何物?“万能”者人工也(劳动价值),非金钱也。

二、从作文与理科中求证“知之惟艰”之理

中国人非不善用文,而拙于用文法与理则。中国自古以来缺文法(语法)、理则(逻辑logic)之学。中国文人只能作文章,而不能知文章畅顺与理辩何来?无人发明文法之学与理则之学,必待外人输来。至于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子、化学、进化等理科,古人无今人之学问知识,凡兴大工、举大事,多不事筹划,只图进行。其成功多出于不觉。近世科学之发达,非一学之造诣,必同时众学皆有进步,互相资助,彼此乃得以发明。然行之而不知其道,并不知其名,比比皆是也。《孟子》“尽心”章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生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由此而知“行易知难”实为宇宙之真理。

十九世纪后半期,达尔文氏之《物种起源》的出现,才知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嗣后科学日昌,学者多有发明,其最著者有天文学、地质学、动物学,此皆各从其学而推动进化之理者。而达尔文氏费20年勤求探索之功,始成《物种起源》一书。以发明天择物竞,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之理。此物种进化之原则。人类自石器时代以来,已能用以改良物种,如化野草为五谷,化野兽为家畜。然用之万千年,而莫知其道,必待科学昌明之世,达尔文氏发明之原理始知之,其知难矣。进化时期也有三:其一为物质进化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时期、其三为人类进化时期。

“人类出生之时,也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始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则与动物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者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然而人类今日犹未能尽守此原则者,则以人类本从物种进化而来,而人于第三期之进化为时尚浅(约一万年),一切物种遗传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类自入文明之后,向以互助之原则,以求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有人认为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竞争生存才为实际,凡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段,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进化之上矣。如此等等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之铁证。”

“人类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知之而后行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古人得其知者,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以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费千百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而后人之受于前人也,似于无意中得之。故有以知为易而以行为难之误。”

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之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此皆实践科学积累之功)。方今革命造端之始,又适逢科学昌明之时,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倘能由科学之理以求得一真知(非似是而非的伪科学,如:认为对于生物发展的规律就是人类的发展规律。对于达尔文学说的这种曲解叫做“社会达尔文主义”。按此看来,剥削者是“最适者”,而被剥削者、失业者是“不适者”。按照生物竞争的规律,他们宣传这些“不适者”注定要灭亡的。宣传战争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最好方法。)则行之决无知难。此已无数回翻覆证明,无可疑义矣。

三、丛林法则与生境质量下降

如果社会失去道德是非感,只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包括大浪费)、享乐主义,唯利是图、贪污腐败、治安混乱、金钱万能而巧取豪夺,恃强凌弱,这就回到“丛林法则”了,对早已脱离动物界的人类来说,是个莫大的讽刺!

GDP值的强烈追求,它不能衡量社会成本,一些该由企业承担的成本,如企业排放污水和排放有害气体的后果却由社会承担。它不体现增长的代价,GDP又不衡量价值判断,不保障分配公正,不显示贫富差距,是对环境的透支和对后代权利的预支。“以GDP为纲”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退化,这是当代人及子孙后代必须吞下的苦果造成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笔者(中国科普志愿者)曾于2004年以后的几年间到过黄河、长江,包括黄浦江与无锡的太湖流域取了水样,普遍都黑而臭,生物呈“少样化”。长江岸边与江心有许多“分水岭”(一千多个工厂废水直排)。红藻铺天盖地。不久(2007年)太湖等地的水污染爆发了,无不影响几百万人的饮用水安全。(现每年以10亿元治理。当地书记说“给我千亿元和20年时间整治!”)目前我国仍有14人口饮用水不合格,3亿多农民饮水存在安全隐患。除此,还有空气污染。2006年对559个主要城市的监测显示,有37.6%的城市不达标。有6亿人生活在SO2 (造成酸雨原因,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在08CO2的排放量为110亿吨)超过世卫标准的环境中。而生活在总悬浮颗粒物超标的人数达10亿人之多!据卫生部的数据表明,我国每年因城市大气污染而急诊的病例680万人,死亡人数达28.8万人,单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7%

此外,水土流失、土壤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所以有人说:中华民族的生态环境是五千年文明史以来的最严重时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损害了群众健康,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21世纪的竞争是生态的竞争!生态文明需导致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是非循环性的,因而不能持续发展;生活方式是消费主义的,以物质的高消费拉动经济的高增长,造成资源的极端浪费。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是循环型的、可持续性的,同时倡导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除满足生活基本需要外,更多地崇尚精神和文化上的享受,构建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在追逐金钱、追逐欲望的比赛中,很多人失去了辨别对与错的能力,他们信奉“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为了成功不择手段:造假、谄媚、伪谲、挤压,什么都角逐于“战场”,无所不用其极。一批人在那里瞎折腾。把资源(综合国力)和财富逐渐消耗与蒸发掉。

九十多年前,先生指出:“夫国之强弱,必有一定之由也。有以地小而贫者,有以地瘠而弱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此贫弱之四大原因也。四大贫弱之原因,我曾无一焉,然则何为而贫弱至是也?宦吏贪污、政治腐败之为害也。倘此害一除,则致中国之富强,实头头是道也。”

我以敬畏历史、敬畏先贤、敬畏自然之心境拜读了先生尘封近百年的巨作,他的睿智还能烛照未来!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意识。”对过去闭上眼睛,便看不到未来(日本谚语)。

参考文献:

1.孙中山文集(上、下册)(团结出版社)

2.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

3.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

4.达尔文主义浅说(人民教育出版社)

5.四述奇(清·张德彝)(译文出版社)

6.同舟共进(省政协)

7.生物史第一分册(生命部分)(科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汕头民革孙中山学术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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